5月2日，湖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武汉举行。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英获评“湖北省先进工作者”并应邀出席大会。屈指算来，自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留校至今，朱英已经在“历史学”这片沃土深耘了34年。三十多年来，他勤勉钻研，潜心治学，科研成果受到海内外同行专家的关注与好评，多次获得省部级重要奖励；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得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奖和 “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他教书育人，爱生如子，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和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名师”。从初入史学研究“门槛儿”到成长为华师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一路走来，朱英自有心法。

勤学笃思：“将做学问作为自己的爱好”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77级大学生，本科毕业后，朱英便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攻读研究生。在朱英看来，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他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基础知识体系明显“先天不足”，只有通过勤勉地“后天恶补”，才能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行得稳、走得远。除了勤奋刻苦，朱英觉得自己还很幸运。在章先生的悉心教导下，他的治学之路并没有太多“迂回”，在协助章先生整理苏州商会档案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到了自己进入史学研究的“入口”——近代中国商会研究。

30多年来，朱英精耕细作着“近代中国商会研究”这块“一亩三分地”，出版了包括《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马敏合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等多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160余篇高水平学术论文。立足对史料的扎实梳理，凭借着“以‘商人与世变’之大历史视角，讨论商人社团、商人心理、商人政策、市民社会、社会群体等研究主题”，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积淀，朱英被公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商会史的领先学者。

“专题研究要深、要透，要剖析问题的方方面面。做好近代中国商会研究，就不能只关注商会，还得放眼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进行多角度论证。假如我对其他问题不了解，对商会的认识也不可能全面深刻。从把商会史研究放在辛亥革命和近代史的框架中，到使用‘现代化’这个研究范式，再到透过商会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专题研究想要有所突破，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就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狭隘’，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朱英如是说。

诲人不倦：“把学生作为得意的艺术品”

作为“全国优秀教师”，朱英认为“没有全身心对学生的投入，水平再高也当不好老师。”爱，是最好的教育。他不忘初心，倾尽所能，诲人不倦；他爱生如子，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在他眼中，每一位学生都是一件“艺术品”，值得精雕细琢。

他是学生眼中的“严父”，令人既爱又怕。爱是因为他作为“名师”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非常重视本科生教学。不论是编写《中国近代史十五讲》《中国近现代史》等教材，还是参与“历史学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等多个省级、校级教研项目，抑或是担任“中国近现代史”国家精品课首席专家，为了确保课堂教学品质，朱英从不懈怠。

为了给学生们上好课，他积极探索研究型课堂的教学与改革，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外阅读、课外辅导与网络提问和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的研究型教学模式，充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得到同学们的普遍肯定。由他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深受学生喜爱，每堂课都出现“抢座位”现象。

怕则是因为他对学生的学术训练“苛刻冷酷”，不讲情面，指定的阅读书本和读书笔记，谁也不许投机取巧，偷懒打折。他教育学生“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眼里揉不进一粒学术不端的细小 “沙子”，哪怕是所谓的“差生”交上来的一篇课堂小论文，他也要严格按学术规范，要求引文注释到页码。批注的评语和提出的修改建议有时甚至比学生原文都长。

严师出高徒。严格学术训练夯实了学生成长成才的根基。经由朱英指导的50余篇博士论文和70多篇硕士论文已有15篇获评省级、全国级优秀学位论文。他的历届弟子中，有20余人现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能够跟随这样的导师攻读学位是一生的荣幸”已经成为这些学生的共识。

“严父”也多情。生活中的朱英平易近人，是学生们的“挚友”。他经常和学生一起打乒乓球，请学生下馆子，帮助学生找工作；线上线下，大家愿意跟他分享快乐，向他倾诉烦恼。每逢节假日，朱英的手机都会响个不停，那是来自全国各地学生的诚挚祝福与问候。

勇挑重担：“致力学科维持、守成和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评审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则是首批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科研单位，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从1999年至2017年，朱英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这个位置上待了18年之久。如何挑好这个重点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担”，使其能够在国内外保持领先地位，朱英一直尽心竭力地筹划着。他说，自己要做的就是“致力学科维持、守成和发展”。任职期间，他在凝练科学研究方向、培养青年学术梯队、组织重大科研项目、产出标志性成果、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继续保持辛亥革命史这一传统优势研究方向，时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这一重要节点，朱英精心组织研究力量，推出了集体合作的多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与诠释》等大型学术著作。他致力于拓宽和深化近代商会史研究：推出了多卷本《中国近代商会通史》，并“挺进”同业公会和海外中华商会、近代自由职业群体、近代博览会史、近代工业史、近代税收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在他的带领下，近代史所重组了思想文化和学术史方向研究群，确定将近代大学与社会变迁作为主攻领域，同时加强对贝德士文献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并汇聚宗教研究力量在宗教社会史研究领域形成特色。近些年，“大数据与历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也在他的支持下蓬勃发展起来。

植根于中国近代史所这片沃土之中，郑成林、付海晏、魏文享等一批青年学者得以茁壮成长，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经过多年培养，华师近代史学科已形成令诸多兄弟院校羡慕和称赞的中青年学术梯队。

学科建设有“人”就会有发展。在朱英和近代史所学人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近代史研究所连续推出有份量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与海内外史学界的交流也因此日益密切，不仅有许多世界重量级知名学者前来讲学授课，代表学校走出去参加国外重要学术会议和访问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学校中国史一级学科的整体提升。在全国第三次学科评估中，我校中国史获得并列第五的佳绩，第四次学科评估也被评为A类学科。

恩师章开沅先生的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让朱英印象颇深。在他看来，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难在长期坚持。只有将史学研究作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乐在其中，才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做研究。

“四十岁之前，我每天都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一点不觉得枯燥乏味，反而乐在其中。别人可能不太理解，但我真是这样的感觉。”朱英说：“当然，如果立志要在史学研究上有所作为，既要努力做到不受各种因素影响，淡泊名利，刻苦勤思，笔耕不辍，还要注意身体，多锻炼，多活动，爱惜‘革命’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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